徐文长的简介（明朝第一才子——徐渭（徐文长））

一，早年经历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青藤道士，天池山人、田水月等。1521年，即明正德十六年三月，出生于浙江山阴大云坊榴花书屋(今绍兴市青藤书屋)。

徐渭出生时，当年唐伯虎51岁，王艮38岁，而李贽再过6年出生。徐渭的祖辈因经商而成为富裕市民，到他父辈时，家庭里有两人做了官：他的父亲官至四川夔州府同知，他的叔父官至福建邵武府同知。但后继无人，于是这个家庭又重新恢复到普通市民阶层。

徐渭的父亲徐锪娶过两房夫人：原配童氏，留下两个比徐渭大二三十岁的儿子；继室苗氏，无子嗣。徐渭则是徐锪晚年纳妾所生之子。徐渭的生母本是家中婢女，改纳为妾后，地位依然不超过奴婢。徐渭从小目睹母亲被人欺侮，而自己作为庶出，也多少被人轻视，所以幼小的心灵充满压抑之感。倒是苗氏因为自己无子，便将徐渭视同己出。

父亲死后，徐渭的大哥徐淮外出经商，把家资败尽，使家庭经济陷入破产。苗氏以此为借口把徐渭的生母赶出家门，这使徐渭深受刺激，至死都耿耿于怀。

徐渭生性聪慧，天资很高。6岁读书，过目成诵；10岁作文，轰动全城；12岁学习音乐和戏曲，能背唱整部《西厢记》和《琵琶记》；15岁学习剑术和骑射，培养出对军事和冒险的爱好。当他长成为一个青年时，已经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了。

徐渭由于有多方面的才能，因此自视很高，言行举止无不锋芒毕露，这就种下了他在功名场中屡战屡败的祸根。

他在20岁考秀才时就名落孙山，只因特许复试才勉强上了榜；此后三年一试，连考八次，直到狂病发作，也未能考上举人。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徐渭无才，实在是因为他太有才了。

考中秀才后，长兄徐淮作主，与典史潘克敬家议婚，因徐家无力献纳聘礼，徐渭不得不入赘潘家，这对心高气傲的徐渭无疑又是一个打击。

结婚后，他随岳父一道至广东阳江县上任，在典史衙内帮助处理公文，开始熟悉封建社会官场的情况。23岁时，回绍兴应乡试，未中，便与萧勉、陈鹤、杨珂、朱节、沈鍊等人结成“越中十子”，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徐渭培养了对书法和绘画的爱好，并一道针砭时弊，颇具爱国忧民、志在天下的雄心。

徐渭24岁时，妻子病死，徐渭不愿客居岳家，便外出谋求职业，来到苏州。当时的苏州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又是文化艺术中心，徐渭在这里肯定接触到祝枝山、文征明、唐伯虎等前辈留下的艺术遗产，并听说这些先辈的种种传奇故事，这些都不能不对这位才高气傲而又处境困窘的青年才子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久，徐渭却因为找不到职业不得不离开苏州，回到绍兴，在东城赁屋数间，招收学生，以教学糊口，走上封建时代大部分穷秀才做穷教师的老路。他把学馆命名为“一枝堂”，自书楹联“宫墙在望居三卜，天地为林鸟一枝”，取庄子“鹪鹩栖于一枝”的意思，大有“混混无穷处，茫茫不可知”的悲凉和迷惘。在这段时间，他与许多贫寒人士交往，并拜左派王学家季本、王畿为师，很快接受了这一派的异端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出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人人平等的激进思想。

徐渭认为，从上古至今，并非少数几个人才是圣人，自君主以至治一曲一艺的人，凡是有利于人类的人，都是圣人，庄子所谓“道在瓦砾、在屎溺”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因此马医、酱师、木工、铁匠，都是圣人。只是因为人出一思、人创一事，如此积累千百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又经历千万年，天下才得到大治，历史不是由个别圣人，而是由千百万圣人创造出来的。

徐渭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因为触及到普通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所以比王艮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思想更进一步。

29岁时，徐渭把生母接回一枝堂，抚养长子徐枚，一家过着清苦而亲睦的生活。31岁时再赴乡试，初试时取了第一名，复试时竟又落榜，只得落魄而归。他在《涉江赋》中描写了当时的狼狈状况：

今年秋天，我又遭遗弃，涉江东归，水深而冷厉，主仆都颤抖而疲困，连连叹息。回到一枝堂，母亲非常怜惜，连忙为我做饭。饭毕，回到禅室，掩门独坐至深夜，恍若失去魂魄。第二天，有两三个好友前来探望，顾盼之间，指着我的头发对我说：“你头发白了!你才多大年纪，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

二，中年抗倭与文艺创作

从32岁到35岁，徐渭主要做了三件事：

参加抗倭战争；

创作《玉禅师翠乡一梦》和《雌木兰》两出戏曲；

亲赴福建，研究南戏，写成《南词叙录》，初步形成自己的文艺思想——本色论。

所谓倭寇，是日本海盗和中国海盗勾结而成的武装集团，主要从事海上武装走私活动，流窜至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暴力抢劫，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徐渭自幼练过武，喜欢冒险，并富于报国热情，所以当倭乱延及绍兴附近时，便主动投入抗倭斗争。

徐渭曾多次化装成乡民，窥探敌人营垒，向有关官员提出作战方略。徐渭因此声威大震。有一严姓人家向他许婚，被他拒绝，不料后来严家女儿陷入倭寇之手，坚贞不屈，跳江而死。徐渭听说后，深为后悔，他写了篇《严烈女传》痛悼之，又根据古乐府《木兰辞》，编写了《雌木兰》一剧，剧中贯穿了赞美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进步主题。

在这以前，徐渭创作了他的第一出杂剧《玉禅师翠乡一梦》，这出戏写临安高僧玉通一生苦修，最终受妓女红莲的引诱，破了色戒，恼恨而死，怨魂投胎于幕后设置圈套的柳府尹家，复生为女，名柳翠，后沦落为娼败坏柳家门风。玉通的师兄月明和尚前来说法，使柳翠感悟。这戏的主旨是说明禁绝人欲并非高尚的德操，而是违背人性的虚伪。

徐渭的戏剧作品除这两部外，还有37岁那年写的《狂鼓史渔阳三弄》和《女状元》。前者写祢衡在阴间与曹操相遇，击鼓大骂曹操，从剧首一直骂到剧尾。剧中弥衡的孤高狂傲、悲愤激越之气冲腾奔泻，如决堤之洪流不可遏止。

徐渭写这出戏的直接目的是为好友沈鍊鸣冤，影射奸臣严嵩陷害忠良。沈鍊是抗倭的英雄，曾上疏弹劾严嵩，被严党构陷，腰斩于市。徐渭在当时恐怖的政治气氛下写出此剧，表现了大无畏的反抗精神。剧中弥衡的形象既代表沈鍊，同时也是徐渭本人——一个与封建压迫激烈对抗的、追求个性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化身。

另一戏曲写才女黄崇嘏女扮男装考中状元的故事，主题思想与《雌木兰》相近。

徐渭后来把这四个剧本合称为《四声猿》，题名取自《水经注》所录民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一说取自杜甫的“听猿实下三声泪”，总之，是取峡猿夜啼、声寒神冷之意。

徐渭对《四声猿》非常满意，他的学生王骥德回忆说：“徐先生的《四声猿》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黄崇嘏两剧尤奇中之奇。先生与我居住的地方仅一墙之隔，每当先生作了一剧，就呼我过去，朗诵一遍，津津自得。我挑选警绝的部分重复诵唱，先生为我浮大白，赏我为知音。”

徐渭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对南戏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戏剧和文艺理论。当时的戏剧存在戏曲、南戏之分。正统封建文人极力推崇北曲，而视南戏为俚俗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徐渭指出，北曲最初起源于夷狄边鄙之地，即辽、金少数民族地区，至元朝时大盛，为什么北曲被如此推崇，而起源于中国村坊的南戏就不能唱呢?

北曲之所以由“夷狄之音”摇身一变而为“戏曲正宗”，只是由于封建文人对它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在形式上赋之以声律，在内容上赋之以官方趣味。相反，当时的南戏还处在民间阶段，带有浓厚的村坊小曲的特点，没有严格的格律，“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这当然要引起正统封建文人的鄙视。

徐渭一反封建士大夫所谓“雅而文”的审美标准，而肯定南戏的“俗而鄙”。那么，为什么这鄙俗的南戏胜过文雅的北曲呢?

因为前者能表现人生的“本色”，而后者却是伪饰的东西，只能表现人生的“相色”。本色也可比作正身，相色则是替身。替身，即所谓“婢作夫人，终觉羞涩”。婢女要作夫人，就要把自己涂抹成主母的模样，擦脂施粉、插金带银，反而丧失其素朴的本来面目。要表现本色，首先就要俗，说到要紧之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就越警醒。这才是好水磨，磨出的东西不杂一毫糠衣，是真本色。片断的对白(散白)与整段的对白(整白)相比，尤其要俗，要真，不可着一百思特网文饰之字，不可扭捏一个典故。

对于点铁成金的大手笔来说，越俗就越雅，越淡薄就越有滋味，越不扭捏动人就越自动人。艺术之美以真为基础，而真来自于俗，南戏抓住了这一规律，所以“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值得大力提倡。当然徐渭并不反对在俗的基础进行有意识的加工，也并不是主张对生活的真实亦步亦趋。从俗中求雅、真中求美，才是上乘之作。徐渭本人的创作就是这样，他的《四声猿》也是北曲，但已突破了种种形式上的束缚，用辞浅显如口语，对白泼辣豪放，充分展示人物的个性，同时又点铁成金，在浅显俗鄙之中显现出奇警、雄放之美。

中国的通俗文艺始自唐宋，至元明两代，戏曲、小说、市井民歌等通俗文化蔚为大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和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但在徐渭以前，通俗文艺从未在一般文艺理论中得到正式的承认，取得应有的地位。徐渭的本色论，不仅为通俗文艺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与整个封建主义文艺理论相对抗，开启和召唤中国文艺思想的一次重大变革。

徐渭之后，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汤显祖的“至情论”，汇成了一部浪漫主百思特网义大合唱，声势浩大，响彻千古。

三、坎坷命运，悲歌一曲

徐渭36岁那年，胡宗宪因为抗倭有功，成为浙江总督，他久慕徐渭之名，请徐渭的师友召他入幕。

徐渭心情十分矛盾，他希望抗倭战争继续取胜，也希望推翻严嵩集团、实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一方面拥护胡宗宪抗倭，另一方面，又不满意胡投靠严嵩集团。因此再三推辞，以至卧床称病不起，但师友们再三敦促，责以抗倭大义，只好决定入幕，但提出一个条件，即只以宾客而不以下属身份入幕。

胡宗宪慨然答应。自此，徐渭就在胡宗宪幕府为其出谋划策，拟定表章、信函，深为胡宗宪倚重。当时胡宗宪位高权重，文官武将参见时都低首蛇行，独有徐渭，头戴破旧黑巾、身穿白衣，直闯辕门，纵论天下大事，旁若无人。徐渭常与朋友市井豪饮，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候。有人报告总督，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不以为怪，反加称赞。

尽管徐渭此时的地位和物质待遇都算不错(这是他苦难的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得意时光)，但徐渭还是感到不自由，因为就算是以宾客身份进入官场，也必须刻意周旋，也必须干许多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一次抗倭大胜后，胡宗宪赠一只白鹇与徐渭，徐渭便以白鹇为题写了一首诗：

片雪簇寒衣，玄丝绣一围。

却缘惜文采，长得倚光辉。

提赐牢笼窄，羁碧汉违。

短檐侧目处，天际看鸿飞。

诗中，他把自己比作笼中鸟。而且此时徐渭大概已看出了严嵩集团的下场，因而隐隐感到忧惧。几年后，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回忆说：我洋洋居穷巷，住破屋，吃粗粮，有十年之久，突然被少保胡公派人前来罗致，被我数次拒绝。人人都以为穷困是危险的，而我深以为安。到后来，胡公对我礼遇甚隆，屡次留我，赠我银两数以百计，让我吃住很优渥。人人都以为这很富贵，很安全，而我深以为危。

果然，徐渭41岁那年，严嵩倒台，徐阶取而代之，胡宗宪成为徐阶的主要政敌，徐阶便以严嵩奸党的罪名参劾胡宗宪，胡被解京治罪，总督府自然也被解散。徐渭回到家里，参与编写《沈青霞文集》，帮助沈襄为父亲沈鍊平反昭雪。不久，接受礼部尚书李春芳的聘银60两，赴北京任其幕客。

李春芳对幕客要求很严格，待幕客如奴仆，使徐渭在胡宗宪幕府做宾客时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了，这使徐渭无法忍受。同时李春芳是徐阶一党，企图置胡宗宪于死地，而徐渭则于心不忍。这两个原因促使他提出解聘的要求，未获许可，一怒之下自回绍兴。李春芳的门客查某尾追南下，逼他回京，并恫吓他退还聘金，徐渭变卖家产以偿聘金，查某又不收，只好重返北京，经友人诸大绶从中斡旋，李春芳才勉强同意解除聘约。

这时徐阶虽已搞垮严嵩一党，但并未改变其反动政策，反严斗争的胜利不过是巩固了徐阶集团的权势地位而已，沈鍊等人的冤案仍未昭雪，而积极参加过反严斗争和抗倭斗争的徐渭本人，在这种斗争胜利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落了个被人羞辱、失业和贫困的下场，而且因为做过胡宗宪的宾客，还有被牵连的危险，徐渭陷入空前的苦闷和绝望之中。

正月初一，大雪纷飞，徐渭于家中自饮，觉得无聊，便外出与友人痛饮，夜归又浮白于园中，忍不住哀从中来，泪如泉涌，提笔作诗一首：

元日独酌不成酡，穿邻呼客雪中过。

三百六旬又已矣，四十五春如老何?

帻软渐知簪发少，兴豪哪计酒筹多?

小园风景偏宜雪，缀柳妆梅有许窠。

不久，胡宗宪瘐死狱中，徐渭对徐阶不满，他认为胡宗宪固然应当反省思过，但功劳很大，以功相抵，至少罪不至死。徐渭画一幅“雪竹”，并题诗以示哀悼和激愤：“万丈云间老桧萋，下藏鹰犬在塘西。快心猎尽梅林雀，野竹空尽雪一枝。”云间是徐阶的字，梅林是胡宗宪的别号，野竹则是徐渭自喻。

很显然，胡宗宪之死对徐渭刺激很大，他害怕有朝一日徐阶一党会加害于自己，而且由于长期失业、贫困以及与继室张氏不和，徐渭感到自己的精神就要崩溃了。在疯病发作前，他写下《自为墓志铭》，回忆了一生大事，并认为自杀与被人害死没有什么区别。初病时，心情烦躁，狂走不休，后来狂性大发，拔下墙上三寸长的铁钉贯入耳中，扑倒于地，钉子撞入耳窍，血流不止。自此病倒，身瘦如柴，气息奄奄。后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又以斧头劈头，总共自杀有九次之多。

徐渭一度好转，但不久后狂病又发，妄想妻子不贞，最终将她杀死。

徐渭锒铛入狱，他身披镣铐，行动不能自由，衣服不能换洗，以致满身生出虮虱；夜间老鼠成群，抢吃犯人食物，跳跃于床铺被絮之间。时逢冬季，寒气袭人，床衾间雪深一尺。搭救徐渭的友人很多，其中以诸大绶、张天复及其子张元忭最为得力。经过他们的努力，徐渭得免于死刑。

徐渭一共被关了七年，直到万历皇帝即位时，大赦天下，才得以结束牢狱生活。时年52岁。

按明代法律，秀才下狱先要夺功名，所以徐渭出狱后，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平民百姓。在入狱以前，虽然徐渭的思想和性格中有与封建等级制度尖锐对立的一面，并已形成了自己的平等观念，但还是身不由己地卷入科举求仕的浊流；在出狱以后，即算徐渭还存此心，也被永远取消了做官的资格，徐渭从此抛弃了一切功名心，断绝了对统治阶级的一切希望。徐渭的心情是多么孤独和悲凉啊，他在一幅水墨葡萄画上题诗感慨道：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晚年除两次北上外，就很少离开故乡了。55岁时，徐渭应旧日同学、时任宣府巡抚吴兑的邀请，来到中国北部的军事重镇宣化，逗留了半年，不胜塞外苦寒而南归。

60岁时，徐渭又应张元忭之请，再赴北京居留。这张元汴是徐渭的同学张天复之子，中过状元，现任翰林编修。张、徐两家原来都是绍兴城的富裕市民，而徐家破落如此，张家发达如此，徐渭对此自然不会舒心，只是因为张家父子救过他，他才同意到张元忭那里帮忙。

不久，两人的矛盾就尖锐起来。徐渭本是个性极强、自由惯了的人，屡经挫折后，异端思想更其发展，因此在京居留时，放浪形骸、纵诞不羁，不把上层权贵放在眼里，这对政治上正蒸蒸日上的张元汴很为不利，于是便常以“礼法”提醒和指责徐渭，徐渭忍不住大怒说：“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对徐渭来说，身受礼法束缚，如同身受剐割，比杀头更难受。与张元汴的冲突，给他再次带来强烈的刺激，引起狂病复发，儿子徐枚将他护送回家。

回家后，徐渭病愈。他因变卖过一次家产，家中所剩不过几间破房子而已。徐渭将“榴花书屋”改名为“青藤书屋”，自制楹联一幅：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这幅对联饱含徐渭一生的全部辛酸和倔傲。这里的“南腔北调”不仅是指自己通晓南戏和北曲，更重要的是指自己那叛离封建正统的思想、行为、风格和个性。徐渭在这几间“东倒西歪”的房子里，经常与一些放浪形骸的诗侣酒友，尤其是一些仰慕和尊敬他的青年文人聚合，而拒绝与富贵权势者和礼法之士来往。有一次，一个徐渭不愿见的人找机会推门而入，徐渭急忙用手掌抵住，口中还大叫：“徐某不在!”

徐渭晚年达到其艺术成就的顶峰，因他已与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便更加“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尽情地表现自己的个性。诗文如此，书画亦如此。人们知道徐渭好酒，便携酒来求书画，徐渭开怀豪饮，“小白连浮三十杯，指尖浩气响成雷，惊花蛰草开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于是奋臂挥毫，满纸淋漓。

徐渭虽靠书画得些润资，但生性豪爽，花钱无度，家中又无女人当家理计，所以生活愈趋困穷。长子徐枚携妻移居他处，次子徐枳走了父亲的老路，入赘王家。徐渭孤身一人，与一犬同居。有一年冬天，大雪压塌了屋椽，徐枳接他到王家居住，徐渭作《雪中移居》两首：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来移迫暮寒天。

破书一束苦湿雪，折足双铛愁断烟。

罗雀是门都解冻，啼莺百思特网换谷不成迁。

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头无酒钱。

高雪压瓦轰折椽，跋冻移家劳可怜。

长须赤脚泥一尺，买佣呼酒赊百钱。

饥鸟待我彼檐外，梅花送客此窗前。

百苦千愁不在念，肠断茫茫黯黯天!

徐渭66岁那年夏天，梅雨连绵，他两股严重水肿。他不去就医，继续喝酒，自称以酒当药，致使两股肿毒成疮，襟袍龌龊。第二年跌伤，肩骨脱臼。友人李如松赠送人参，徐渭却把它们换成钱，作为刊印文集的费用。因费用不足，故刻工潦草、印刷粗劣，而且印数很少，所以初刻本流传不广。

就这样，徐渭在贫病交加中挣扎到73岁，身体越来衰弱。他自知不久人世，便将一生大事写成《畸谱》，取名于庄子《大宗师》中的一句名言：“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这是徐渭对自己怪蹇而苦难的一生所作的辛酸的总结。他是多么的孤独，又是多么的倔傲!他死的时候，床帐和席子都已破烂不堪，只能躺在稻草上面。“自古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四、横空出世，响彻后世

徐渭初刻的文集流传不广，故生前名声没有越出吴越一带。第一个发现徐渭并使他的名声传遍天下的人是公安派领袖袁宏道。

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他年少时曾看过《四声猿》，意气豪达，与当时文人所作风格绝异，题名天池生。后来在越地作官，见人家墙上有署名田水月的画幅，强心铁骨，宛然可见一种磊落不平之气，使人惊骇不已，但不知田水月是何许人。

1598年，袁宏道辞掉县令，到绍兴访问友人陶望龄，在陶家的藏书楼上阅览，随手从架上取一下一本诗集，但见“恶楮毛书、烟煤败墨，微有字形”。凑到灯下，未读数首，不觉惊跃，急呼陶望龄：“这是谁写的?今人还是古人?”陶望龄说：“这是我乡先辈徐天池先生的书。先生名渭，字文长，号天池生、田水月。前五六年刚死。”袁宏道这才恍然大悟。

在这诗道荒秽的年代，获此奇秘，如梦得醒，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把满院的人都闹醒了。从此后，袁宏道在各种场合大力推崇徐文长，并推动陶望龄等人搜集徐文长遗稿，编成全集出版，出版后，人人竟相买取，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

徐渭的诗、文、书、画，都无不表现出自己强烈的个性。他从“本色论”出发，自然主张文艺作品要新奇独特，要充分展示作家的个性，要“师心自用、不傍门户”，要取得“冷水浇背、陡然一惊”的效果。

关于徐渭的诗，袁宏道介绍说：“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气，英雄失落，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钟如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人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

徐渭的诗对公安派有极大的影响。

徐渭的戏曲《四声猿》，所写“皆人生至奇至怪之事，使世界骇咤震动者也”，袁宏道称之为“有明第一曲”，汤显祖称之为“词场飞将”。

徐渭的绘画开创了中国绘画史的一大革命。在徐渭以前，中国绘画重视形神兼备、物我合一，从宋元山水画以至明代四大家(仇英、沈周、文征明、唐寅)，尽管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分，尽管唐寅等人已在题材、趣味和风格上对传统封建士大夫的“文人画”有所突破，但只有徐渭才达到反叛与独创的高度，其基本特征是神对形的突破、心对法的突破——为了表现画家强劲的个性、猛厉的精神和剧烈的感受，可以不必求形似，也可以不必讲究法则：

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

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来便是春。

徐渭自称：“山人画竹略形似，只取叶底萧萧意。”郑板桥说徐渭画雪竹，纯以瘦笔、破笔、燥笔、断笔为之，绝不类竹；然后以淡墨水钩染而出，枝间叶上，积满了雪花，而竹之全体，在隐跃之间。在这里，主观感受的表现才是主要的，而形似则是次要的。徐渭的这种绘画艺术泽溉了朱耷、石涛、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杰出的画家。

齐白石曾说：“青滕、雪个(朱耷)、大涤子(石涛)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又说：“我愿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徐渭的书法也是超群出格、狂怪放肆的，被袁宏道称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他的最高书法成就是草书，其特点是点划线条如急风骤雨，焦点枯线布满尺纸，偏旁部首肆意离异，就像光怪陆离的线的迷宫，难以寻其踪迹，而又气脉贯通，周天运行，如“奇峰绝壁、大小悬流，怪石苍松、幽人羽客”，又如“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飞鸟出林，惊蛇入草。”

总之，徐渭在诗、文、书、画各个艺术领域以及理论方面的变革都是前无古人的，并且开启出整个晚明浪漫的和批判的文艺思潮。徐渭的变革是慷慨激烈、狂放不羁的，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叛逆色彩。徐渭的遭遇比唐伯虎更富于悲剧性，但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更为崇高的地位。